6年多过去了，王涛一直对美国动画大片《花木兰》念念不忘。    
    身为新闻出版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看完这片子，他震撼之余，也有深深的遗憾。
    原因是他发现，片中的花木兰已不再是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的花木兰，“那是一个穿着中国民族服装的朱丽叶”。
    1月6日，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当王涛再度回味这种复杂的感受时，他已从中感悟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一大弊端，就是薄弱的创新能力。而他开出的药方是，体制改革应该成为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
    文化进口出口比例达10∶1
    因为没有创新，中国存在的严重“文化赤字”已经让中国的官员们感到忧虑。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办公室主任朱虹表示，我国文化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文化产品日益丰富。但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则是严重“入超”，进口与出口仍然是10∶1的比例。
    而论坛上，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胡景岩也指出，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是长期逆差，去年逆差是93亿美元，其中文化产业尤其明显。“去年的电影、音响，在我们整个出口的计算中是忽略不计的。”胡景岩说。
    对此王涛鲜明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并正在向一个政治大国迈进，但是，中国今天的文化，还难以给这个国家匹配上必要的文化内涵，“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在他看来，文化的创新能力与文化的选择息息相关，而中国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令人担心的薄弱。
    王涛把问题归结为体制性和机制性弊端，并以出版行业为例进行了分析。
    一方面，现有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使得出版单位难以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另一方面，出版单位国有独资体制也使得创新能力难以发挥。
    这是因为，国有独资体制决定了，所有出版单位必须有一个主管、主办单位，从而和出版单位之间多年来形成了一种上下级的行政附庸关系，使中国的出版单位在出版物市场上难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影响到创新能力的提升。
    同时，出版单位内部则带着明显的行政层级的内部管理体制和分配机制，也妨碍了组织效率的发挥，妨碍了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对此王涛举例指出，最近很多外资媒体公司纷纷在国内建立自己的办事处、代表处，他们集中地挖走了我国出版单位一批优秀人才。“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的分配机制比我们的分配机制要灵活得多，有效得多。”
    此外，出版单位经营媒体品种的单一，规模经营能力薄弱，出版信用体系建设由于政企不分而造成很大损伤等问题，都严重阻碍了文化出版行业群体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挥。
    出版体制改革四大重点
     “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改革。”王涛表示，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文件，要深化体制改革，而出版体制改革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针对提高创新能力，王涛也从四个方面开出了根治的药方。
    其一，要建立新型的市场主体。也就是说，根据中央的要求，绝大部分都要实现转企改制。要注销事业法人，取得企业法人，领取税务证。王涛的观点是，“市场没有企业就不成其为市场”。
    其二，要在出版业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对此王涛指出，转企是一个要求，转企之后，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典型的模式，让出版单位逐渐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起公司制结构。
    过去出版单位的国有独资体制，使它和主管主办单位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而这次改革明确要求，转制到位的出版单位，尽可能的要建立股份优先公司和优先责任公司，形成多个投资主体。
    不过他也同时指出，这多个投资主体是有一个严格界限的，“我们国家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它充分的合理性”。
    其三，要着力培育骨干企业、骨干单位，按照战略投资者的要求进行打造。
    王涛举例指出，目前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已经成功借壳上市，上市以后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最近辽宁出版集团，四川发行集团上市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最近新闻出版总署又向国资委推荐了六家上市公司的企业。
     “一定要打造一批具有强大覆盖能力的出版骨干企业”，王涛提出，要从出版资源的配置、跨地区经营到上市融资提供一系列的政策扶持。
    其四，就是要形成多种媒体综合经营的出版产业格局。
    在王涛看来，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出版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我国的出版业提出创新能力。而他同时坦陈，改革思路明确之后，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任务仍任重道远。